早期，欧美职业经理人基于信仰而有信托责任；今天，对于法律的畏惧让他们不得不替这个社会创造财富。

现在我们中国的许多职业经理人处在什么时代呢？那就是欧洲的中古时期，一切只为自己打算。他们有对什么的敬畏吗？没有；那么我们这个国家有像美国一样严格、严密的法律，逼迫他们不敢不有信托责任吗？似乎暂时也还没有。

我们有着不同的历史，所以我们的企业家如王石、马云，才会讲出“不愿多捐”这种话。

郎咸平(博客)

四川大地震之后，当地民众所受的苦难以及救援者的勇敢，已经报道过很多了，这里不再重复。

就地震这题目，想和各位谈一个沉重的话题：除了因为捐款事件而“著名的”万科以及阿里巴巴之外，截止到21日，国际上几个大公司，尤其是在中国赚了大钱的大公司也没有怎么捐钱，如可口可乐、肯德基、麦当劳、诺基亚、LV、大金、宝洁、摩托罗拉。

———但是我还是要表明自己的立场，我不是来骂人的，而是想从文化、从历史的层面来讨论一下。

比尔·盖茨的托管理念

我想谈论谁呢？谈论资本主义国家的两个企业家：一位是比尔·盖茨，一位是巴菲特。他们两个不是简单的职业经理人，他们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拥有超大型上市公司的亿万富翁，尤其是比尔·盖茨，巴菲特也差不多的。

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分别成立了不同的基金会，叫公益基金。比尔·盖茨的基金会叫盖兹灵达基金会，他把他所有的财产都捐给了基金会，不仅如此，他还在电视上发表谈话。其中一句话让我很感动，“财富是取之于社会，要还之于社会，我只是帮助大家管理这份财富而已”。

他说他只给子女每人留100万美金，供养他们到大学毕业之后，他这个做父亲的职责就尽到了；巴菲特前年也把几百万美金捐进了他的基金会，他的思维和比尔·盖茨是一样的。

请注意，我绝对不是在夸奖比尔·盖茨，也不是责备我们的企业家。

我只是想请大家想一想，他们都是人，都是有能力的企业家，为什么想法这么的不同？此外我还要告诉你，这个不是对与错的问题。你千万不要说，比尔·盖茨是对的，马云他们是错的，不是这么简单。

我们不要拿一把道德的利剑随意挥舞，因为这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原始形态的信托责任

我今天希望在这里给各位一个启发，谈一谈历史———首先谈一谈源自于西方的企业家精神。

公元10世纪孕育了第一批企业家———因为股份有限公司就是在那时候出现的。

那时候，英国的土地有60%是属于教会的，但是神职人员不能够经营，又不能传给下一代，怎么办？所以创立了现代化的股份有限公司。

怎么创立？那就是聘请职业经理人来经营这些教会企业，这些职业经理人是管理者，而这些公司的所有者是谁呢？是教会。管理权跟所有权之所以分开，在那个时候倒不是因为考虑到这个制度多好，而是在当时的情况之下是必然的。

大家请注意，这些经营企业的人就是职业经理人。

他们努力经营企业的目标是什么？

他们心中有这样一个强烈的责任感：把公司经营好，来“荣耀上帝”———从骨子里分析，这就是信托责任，这就是股份有限公司正常运作的前提。

特别强调一下，这里并不是要歌颂教会或者宗教教义，而只是纯粹地分析当时的“职业经理人”的真实精神状态。

发人深省的冰棍理论

当我们引进股份有限公司概念的时候，我想请问你，有多少人理解这个背景？很少，我们中国人本就不是一个喜欢读书的民族。

现在我们不少专家学者说，国营企业做不好，是因为东西不是自己的，所以做不好，还提出个“冰棍理论”。

什么叫“冰棍理论”？那就是企业不是自己的，所以做不好、会像冰棍一样逐渐融化，“与其让冰棍完全融化光，还不如在融化之前送给国企老总。”

这些专家学者就是这样教育民众的。

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节骨眼我们已经分开了。在这种教育之下，我们中华文化优良的传统美德、是非善恶判断标准，已经荡然无存。

———自己好比什么都重要，因为东西不是自己的就可以做不好，东西要是自己的才能够做得好，因此我最爱谁？我最爱我的家人，我最爱我自己，我最爱我手上的钱。信托责任呢？他对老百姓的责任呢？都变得不重要。

事实上我讲到这儿大家就已经明白了。在这种背景之下，马云或者王石这么讲话，你觉得奇怪吗？

好像说得通吧！这种历史文化所孕育的企业家就这种水平，大家不要觉得奇怪。

至于可口可乐为什么不捐钱？摩托罗拉为什么不在中国捐钱？他们没有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吗？

不是没有，情况非常复杂。由于种种原因，欧洲企业原有的信托理念到了14世纪之后顿然瓦解，所以从欧洲中世纪开始，这种由宗教而来的信托责任同样没有了。

历史片段：逼出来的责任

到了19世纪、20世纪，像可口可乐等企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什么阶段？大家想一想。这段历史非常重要，那就是从1890年开始美国政府开始反托拉斯，搞了一个《反垄断法》，用严刑峻法逼迫美国的企业“不得不有信托责任”。

这和早期不同，早期是自发的，19世纪之后是强迫的。

美国政府利用《反垄断法》将大家族排出经济体系，怎么排出呢？

———让大家在高市盈率下套现低产，让美国企业从过去的家族企业变成大众持股企业。所以今天大家看到美国的上市公司都是大众持股公司，实际上是美国政府运作的结果。

这种大众持股公司，它的职业经理人经过了中世纪的磨难之后，他的血跟我们也差不多，也是为自己打算，当时美国政府不过是用严刑峻法，让这些职业经理人不敢不有欧洲早期的那些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

所以这些公司在美国和类似的国家都奉公守法，而且一样传承着过去的社会责任、信托责任。也就是说，他们还在想替社会创造财富。

怎么创造？那就是通过美国的股票市场这种大众持股公司来创造。

大家想想看，美国的上市公司和中国的不太一样：中国的大股东很多都是家族、个人，但美国不是，美国大部分上市公司的股民都是中小股民。

因此，美国政府利用法律的力量强迫这些职业经理人要替这些中小股民创造财富。如果你做不到，那就法律伺候、坐牢，就这么严格。

所以职业经理人如果一旦缺乏信托责任，被举报或者逮捕的话，那后果是很严重的，要坐牢。

这种制度的好处，就是让欧洲一千年以前的信托精神、信托制度以相近的形式得以延续(当然原因已经与宗教无关)，逼迫职业经理人有社会责任感、替这个社会创造财富，因为所有的上市公司都是这个社会的中小股民、老百姓所持股的。

每一个职业经理人只要好好做他的工作，他赚1美元，就能够透过股票市场的市盈率的放大给你几十倍的回报，这就是市盈率的意思吧！

也就是说这家公司赚了1块钱，他的股价就会以几十倍的倍数回报给每一个中小股民，因此美国越成长，老百姓越富裕。

“无所畏惧”的众多中国企业家

财富由谁创造的呢？由美国这些职业经理人所创造。拿这一批职业经理人和10世纪的职业经理人相比，大家可以发现，他做的事情是一样的。

什么事情？替这个社会创造财富，是他们这一生所努力的客观结果。

但心态是不同的。早期是基于对上帝的畏惧而做的。今天呢？是基于对法律的畏惧而做的。

理解我的意思吗？原来是对于上帝的敬畏和信仰，他有信托责任；今天，对于法律的畏惧让他要替这个社会创造财富。

在这里我讲得很简单，从欧洲的早期、中期到晚期，我就把这些职业经理人的心态跟大家分析得清清楚楚的。

那么今天我们中国的许多职业经理人处在什么时代呢？那就是欧洲的中古时期的时代，一切只为自己打算，你说他们有对什么的敬畏吗？没有的，我们是不信神的；那么我们这个国家有像美国一样严格的法律，逼迫他们不敢不有信托责任吗？暂时也没有。

其结果，就是一切只为自己打算。所以大家就不要奇怪，为什么会有“冰棍理论”这样的言论出现、为什么会有只捐1元钱的举动，这是我们这个转型时期社会的一个特殊产物。

难道比尔·盖茨跟巴菲特比我们的企业家更有道德良心吗？我不相信。但是我告诉你，我们有着不同的历史，所以我们的企业家像王石、马云，他们才会讲出这种话。

请各位从更高的角度来看这个现象的可怕，那就是我们整个历史传承是如何孕育我们这代企业家的？

每一个人都是历史的参与者。所以我们要呼吁，对我们下一代的教育，大家要想一想，我们中很多人过去“一切只为自己打算”的这种利己的做法对不对？要怎么教育下一代？大家想一想，这种现象可能延展到什么地步？

今天大家不要光责怪王石跟马云，要想想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人？想想个人对社会的信托责任。(时代信报 作者：郎咸平) (本文来源：华龙网 )